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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從2013年5月到2014年6月在網上連載了正在創作的長篇小説《轉世》，16萬字，約為全書三分之一。隨後我停止了連載，已完成初稿的全書寫作也中止。那時對推友的追問，我沒有全部回答。最近觀察郭文貴現象，我想可以稍作解釋。
中斷《轉世》是我懷疑書的基礎判斷出現錯誤。我寫政治幻想小說，總希望立足現實基礎，從真實的邏輯走向幻想。因此當我懷疑原本立足的真實有問題時，儘管已完成書的大部分，也像一旦發現蓋好的房子之下是流沙，就不能交給用戶了。至少需要等等看。
我懷疑出錯的，是習王的反腐打破了我原本認為的「權力機器化」。在我看，非機器化的權力是由領袖主導、按領袖意志運轉；機器化的權力則沒有真正意義的領袖。權力集團每個成員都是機器零件，按剛性結構配合與制約。最高權力不管由誰佔據，同樣不能違背機器規則，更不能破壞機器自身。
這是中共與毛時代的一個本質不同。毛可以扭轉權力方向，改變權力規則，甚至可以將權力機器打碎重建。倍受文革之害的官僚集團，在毛後時代決心不允許文革再現，鄧小平推動的「黨的建設」和「黨內民主」，目的也是防止再出現可以凌駕於黨、傷害官僚集團的毛澤東。
薄熙來剛被免職時豪邁地宣稱經歷過文革的他不怕小人。對他而言，倒台也只有路線鬥爭才與其高貴相配。他肯定沒想到最後被扔進貪污、謀殺、姦情乃至間諜攪在一起的糞坑。毫無高貴，只有卑污。機器化權力最不能容忍卡里斯瑪——即以個人魅力和威望獲得大眾追隨的領袖。
機器化官僚集團所喜歡的老大，是「悶聲發大財」的江或「不折騰」的胡。重慶的卡里斯瑪不剷除，終有一天會變成中國的卡里斯瑪。如果靠折騰可以入常，將有層出不窮的小卡里斯瑪紛紛效法，黨將再無寧日，文革噩夢亦將重演。
本來我以為，對薄熙來的殺一儆百，會促使中共進一步機器化，從此更加一統、有序和穩定，即更徹底地機器化，要想打這種機器權力的統治，會難上加難。我寫《轉世》就是在這個判斷的基礎上，由此出發推演中國政治的未來展望和破局構思。
官僚集團的力量在什麼地方？因為專制權力只有通過官僚體系才能貫徹，如果損害官僚集團的利益，官僚就會利用拖延、扭曲、不了了之等手段，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把高層決策架空，使之無法推動落實，專制權力內部這種自下而上的抗拒，我稱為「官僚集團的民主性」——是權力機器化的基礎。
從古到今，官僚集團的民主性都廣泛存在，它多靠默契，以潛規則發揮作用。官僚在具體事上有競爭，總體卻是相互聯合的共同體。他們精於謀劃，利用現成的官僚體系共謀和庇護。專制權力要向下貫徹，便得順應官僚集團的民主性，滿足（或至少不觸犯）官僚利益，才能使其成為工具而非阻礙。
即使以毛澤東的權威要整肅官僚集團時，竟難以在北京發出一篇文章。使他最終以發動文革的方式越過官僚集團，直接號召底層民眾造反，自下而上摧垮官僚集團。然而專制統治無論如何也離不開官僚集團，官僚集團的民主性便會繼續起作用，毛一死便立刻全面復辟。
飽受文革摧殘的鄧小平決心在黨內建立對領袖的制約，藉助的正是官僚集團的民主性——或稱「黨內民主」。他建立的架構抑制了高層權斗，權力交接也有了程序。領袖不再是凌駕官僚集團的獨裁者。必須為力官僚集團爭取利益才能坐穩位置。這種黨內民主當然同人民民主無關。
把人民民主寄希望於中共黨內民主的人，建言從黨內派別制度化開始，使其成為多黨制的起點。其實派別制度化在中共黨內一度基本成型，但不是外界所分的「團派」和「太子派」，也不是「江派」和「胡派」，我將其稱為「N派」和「N+1派」，更能體現其本質。
有人群就有分派。連毛也說「黨內無派，千奇百怪」。但如何分派？以什麼分派？怎麼讓派系競爭成為互補而非你死我活的惡鬥？機器化的黨要求分派不但不能破壞機器，反要能夠穩定機器。鄧解決了這個高難題目，但並非出自他的有意設計，而是他對權力傳承的隔代指定。
以N代表接班代數的變化，鄧小平同時指定了江澤民（N）和胡錦濤（N+1），一代兩屆十年，其後交給下一代。這種安排在兩代接班人之間形成制約，江到時需要交權，落到胡的權力下，為自身安全就要避免你死我活的鬥爭。而鬍鬚仰仗鄧給的合法性才能保證按時輪到自己，一定把鄧奉為圭臬而維護。
鄧的權威保證了其隔代指定。即便鄧死後江也不敢僭越，按時把權力交給胡，中共第一次實現權力平順交接。也許鄧考慮的只是一次交接平順，但是他開的這個頭卻在中共政治生態中繼續延伸——江交權給胡時仿效鄧指定了胡之後的接班人習，隔代指定似乎成為模式。
中共的派別鬥爭過去總體現為路線鬥爭，導致黨反覆落入生死存亡，直到新獨裁者出現。而凌駕於黨的獨裁者會給黨帶來破壞，同時仍不能避免下次傳承時的震蕩。隔代指定則是自然形成兩個山頭，無需競爭，只是等待幕起幕落你唱罷我登場，比政黨輪替還穩定。
兩個山頭不會在同一時間勢均力敵，反而有助於避免爭鬥。未接班者弱，一般不會主動挑戰，只要保證不出事，自己就會到時接班。在位者強，但會避免過分壓制弱方，因為強弱隨接班而變化，弱方接班會變強，要避免那時遭報復，在自己強時就要有所收斂。
接班者也不會過於膨脹。除了前任仍有實力，還因為前任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屬於前任一派，意味對方在自己屆滿交班後會再成強方。這使兩派都能自我剋制，也都得到保護，形成可以長期平衡的持續機制。
這種分派沒有主義、路線的不同，沒有執政理念的不同，甚至沒有策略的不同，派別之間的共同性遠遠大於不同性，沒有競爭也就不會有創新，不會有因派別不同而給社會提供的選擇。這樣的分派不會有變革，只有對變革的防範。
卡里斯瑪尚存破局可能。也許是壞的，如希特勒的戰爭、毛的文革，也會有蔣經國的開放黨禁，戈爾巴喬夫的政治轉型。一旦權力爭鬥造成權力集團分裂，或者導致法西斯，也可能力尋求支持開放民主。然面機器化權力只能追隨權力集團利益，政改與轉型不再有任何可能。
社會不會不變，當權力內部不再變革，就免不了來自權力之外的突變。民變四起的局面目前正在形成，經濟危機引發全局動蕩某天會不期而至。那時因為現代社會之連鎖緊密，在權力真空中滑向同歸於盡的速度可能遠超現在想像。未來中國可謂步步驚心。
以上是我讓《轉世》的政治幻想所立足的現實起點，然而習王上位後改變了機器化的進程，他們從開始就不打算受官僚集團主導，抓住反腐而佔據政治正確，既獲得民意支持，又使用露靂手段，讓官僚集團陷入被動挨打。毛式卡里斯瑪還魂，隔代指定搖搖欲墜。
按照權力機器化之說，只要靠官僚集團運轉權力，就得順應官僚集團的民主性，不能觸犯其利益，否則官僚會讓權力無法貫徹。然而最高專制者若是敢幹放手使用暴力，製造恐怖氛圍，官僚集團也會一時被懾服，不敢阻礙權力的貫徹。先例如朱元璋殺貪官，斯大林大清洗，毛搞文革……都能持續相當時間。
朱元璋、斯大林、毛澤東是習王無法比，但習王敢出手，且無官不貪的事實使他們在反腐之旗下無城不摧，怎公出手都有理。官僚集團的反擊只能走一條路——你也一樣污！或——你比我還污！郭文貴的作用在這裡。
官僚集團是無數個人，反擊不一定非得統一安排，而是以各自默契實現共謀。如同高明球隊無需教練布置每一招，一個球員得到好球（或是場外扔進一個好球），其他球員便會立刻各居其位，配合進攻，跑位、傳球、射門，相互心領神會，最終反敗為勝。
原以為官僚集團只能引頸待宰，原來是在等待時機。郭出現的時間點很容易產生聯想。如果說其他場合習王可以不理程序，以不納入程序的方式迴避，五年一次的黨大會則不行，那必須完成一系列程序，是官僚集團利用程序默契反攻的主要機會，有好球便有射門機會。郭也許正在扮演好球。
官僚集團的反擊先對準王是一種分化，也是一種各個擊破。王絕不只是充當打手的酷吏。他與習是聯盟而非主僕，唇亡齒寒。如果官僚集團對習王的分化成功，他倆的結局不同只是末日先後而已。
有人把民主希望寄託於郭，不排除郭最終可能脫離「老領導們」自立山頭。但郭所用的手段與共產黨如出一轍。亞里士多德說「道德是一體的」，不道德的過程不可能得到道德的結果。郭作為眾生相之一不是問題，問題在於中國民主化應從中得到的警示——暴政的對面不一定就是民主，更有可能是暴民。
【編者注】原文為長微博圖片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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